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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天空

 
 
 

日志

 
 

室町幕府收入方式的变迁  

2008-04-24 20:20:52|  分类: 室町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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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元元年(1336,南朝建武三年),北朝光明天皇授予足利尊氏征夷大将军之位,揭开了室町幕府二百三十七年的历史。幕府成立之初,将军足利家面临着保护自己拥立的北朝皇室并防备随时准备反扑的吉野南朝。在这一不稳定局面及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若仍将本据设在武家旧日的根基所在——关东地区的话,显然无法对南朝的军事活动及时作出反映。因此尊氏将幕府的本据就安置在了平安京。   

在考虑了军事因素之余,幕府的决策者们不会不意识到这一新武家政权的经济政策也要随着根据地的转移而发生改变——京都地区由于政治文化因素,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并不十分重视农业,这与关东地区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幕府成立之后,南朝屡次发动有威胁的军事活动和幕府内部的分歧耗费了幕府大量的精力,以致初代将军尊氏、二代将军义诠都在与南朝的对抗中燃尽了生命。直到三代将军义满统治时期,南北朝间的实力天平明显倾向北朝,国内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幕府才开始着手建立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   

一、自先代继承下来的收入方式   
作为武家封建政权,自土地而来的收入自然是重要的一环。幕府在全国各地拥有二百余座‘御料所’,即将军家的直辖领地,从这些土地中收取的地租一度是幕府收入的主要组成,作为经济基础幕府对其直辖领也十分重视,委派世袭幕府政所执事的伊势家管理御料所,某些御料所也由五山僧侣负责管理,这笔收入看似稳定,却并不值得依靠,其原因留待下文详述。除此以外,知行地在四町以上的御家人按每人一贯的数目缴纳地头御家人役;诸国武士总收入的五十分之一也要作为武家役被征入幕府囊中。   

康历二年(1380,南朝天授六年),足利义满从朝廷手中得到了向各国征收及免除段钱的权力。所谓段钱,是新皇继位,寺社修筑等重要事件时向全国临时征用的税款,由于征收范围较广,段钱的收益很是可观,幕府将段钱的征收掌握于手无疑增强了经济实力。但之后各庄园主、守护、国人开始私自征收段钱,并逐渐将这一税种由以往的临时征收改为长期征收,因而幕府在直辖领有限的状况下,无法从段钱上取得多少利益。地方私征段钱的制度也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代。除段钱外,将军家举行的佛事与祈祷所需费用还会向各国守护征收,但和段钱不同的是,这笔资金不是以税款而是以守护们“赠送”幕府金钱的形式缴纳的。   

可见,在成立四十余年,经历了两代将军的统治后,幕府依然没有一项足够丰厚以至于能够放心依靠的收入来源,立志一统南北两朝并最终将其实现的义满没有让这一隐患逃过他的目光。很快,三代将军开始着手填满幕府的腰包了。   

二、酒屋、土仓役的出现   
在南北两朝统一一年后的明德四年(1393),室町幕府开始将酒屋役和土仓役作为长期税种征收。两种税款,顾名思义征收自酒屋与土仓。其中土仓的功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当铺,酒屋则是贩酒之处,当时大酒屋业者往往顺带立起土仓,土仓主在富裕情况下也会经营酒屋,因此酒屋、土仓两者经常并称。酒屋、土仓的业主们借着自己积累的资本,广放高利贷,收益颇丰。幕府也看到了酒屋、土仓业的高利润性,进而设立此两项税款以增加收益,并专门成立了征收酒屋土仓役的机构“纳钱方”。酒屋、土仓役设立后,年平均为幕府提供六千余贯的收入,并在永享二年(1430)达到万余贯的峰值。如此高额的收益不禁为时人侧目,如《建内记》在嘉吉元年(1441)9月14日条中所载“土藏(仓)一年之中课税极多”等。   

随着酒屋、土仓役——尤其是土仓役——在幕府收入中所占比例的逐渐扩大,幕府和土仓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并逐渐开始实质性的合作。如主管幕府财政的政所并不设专属的官库,将财政保管与出纳等权力都交给了被称作“公方御仓”的一部分土仓,同时公家也对土仓颇为侧目,吸收了一部分土仓供为己用,称之为“禁里御仓”。对此现象,十五世纪初访日的朝鲜使节通事尹仁甫在其著作《老松堂日本行录》中评曰:“国家没有府库,惟靠富人支持。”有了公武双方支持的酒屋土仓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当时京都地区土仓约有三百五十座,酒屋也有三百二十余座。   
设立酒屋、土仓役并取得良好效益后,幕府又开始征收味增屋役与关钱(通行税)。这一系列商业与流通方面税种的建立,表明了室町幕府对商业经济的倚重程度是很高的。  

室町幕府在财政上对商业的依附,其原因离不开商业本身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这起始于农业方面三毛作技术在畿内的出现以及水稻、肥料的品种改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生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发展商业提供了人力资源。在此基础上,镰仓时代每月定期开放三次的“三斋市”改为在每月开放六次的“六斋市”,夏天还会开放一周一次的夜市。与日期固定的市场相对,还出现了不受时间限制,背负商品买卖的行商,但这些商人聚集的资本多和酒屋土仓业者们一样,投入到了放贷与购买土地之上。  

室町幕府在收入源方面与镰仓幕府的差异,固然有当时商业如前叙般的发展,幕府本据所在的京都地方又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原因所在。但室町幕府在土地方面的控制力远不及先代也不能就此忽略。尊氏草创家业时的足利家虽然是镰仓幕府的有力御家人,拥戴后醍醐天皇倒幕成功后他与弟弟足利直义也得到了不少封地。但为了建立武家政权,尊氏兄弟联合不满天皇的守护、豪族们再次举兵反抗后醍醐政府。这期间为了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足利家不得不将辛苦打下的地盘赐予他人。而尊氏的征途又绝非一帆风顺,初期屡遭败绩是一方面,据点关东屡次被北条时行、北畠显家等人攻占也使足利家失去了不少领地。待到天下初定时,室町将军看似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权人物,却没有太多直辖领作为基础。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关东地区也因关东公方的世袭化导致了其实质上的独立,反到和那些野心勃勃的守护们一样,早已不与主家同心,屡屡同京都唱反调,给幕府招徕了不少麻烦。因此幕府的直辖领只有前文所叙的二百余庄园而已,直辖领收益的贫瘠,同样是幕府依靠商业经济的重要原因。  

三、酒屋土仓的衰落  
酒屋、土仓役虽然给幕府带来了巨大利润,而这些利润显然是建立在酒屋、土仓的高额收入之上。随着庄园制的逐渐解体,原本衣食无忧的贵族和僧人们的生活逐渐拮据起来,只得纷纷来酒屋土仓借贷,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权贵落到收其眼中污秽不堪的商贾的经济控制之下,自然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印象。另一方面酒屋土仓主也大量向广大农民、下级武士借贷,沉重的贷款压力很快使这些经济实力本不雄厚的人难以承受,对放贷者的怨言不绝于耳。因而在酒屋土仓丰厚利润的背后,乃是无数人民的愤恨目光。  

嘉吉元年(1441)六月,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为赤松氏在宴席上刺杀,随之引发了细川、山名对赤松氏的追讨,史称嘉吉之乱。将军遭到暗杀,失去头脑的京都地区暂时陷入了混乱,临近地区早已不堪酒屋土仓布下的重重金钱压迫的农民和下级武士们很快结为同道,以近江坂本的马借(运输业者)们为领导,在当年八月份爆发了一揆 。义军封锁了丹波口和西八条的通路,将京都与外界的联系切断,并开始向周遭的酒屋、土仓发动袭击。义军向幕府要求发布“德政”,即命令各业主撕毁与百姓们的债务关系并让百姓取回在业主手中的抵押品。一些激进的义军甚至等不及幕府发布德政,自行用武力实现上述目标,这种行为称作“私德政”。

新将军足利义胜在刚继位即遭遇大乱的窘境下,同意了义军的要求,发布了幕府建立以来的第一道德政令,命各业主将抵押不超过二十年的抵押品全部退回。这次一揆运动也因其要求德政的目的被称作嘉吉德政一揆。幕府发布德政是因无法镇压一揆军而与其作出的妥协,幕府的权威也因此降低,同时酒屋、土仓在一揆中所遭到的打击也使幕府财政蒙受了损失。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日后德政一揆次数的增加,幕府也不断的颁布德政令。在频繁发布德政的背景下,幕府又开始征收德政分一钱这一税种。德政分一钱专门向要求免除债务的负债人征收,数额是欠款的十分之一。征收德政分一钱现在看来更像是在鼓励人们要求德政并从中获利了,幕府的这一做法和保护酒屋土仓的政策显然是矛盾的。经营酒屋土仓的业者们无疑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依附幕府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业主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资金雇用一些浪人来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这些业主开始从依附只为获得收入不顾保护自己的幕府转向各权门势家,成为这些势力的产业,从而获得免税特权,还有一些业主表面宣告停止经营,实际将业务转入私下运行,借此躲避幕府征税。另外在无法从农民手中获取利润的前提下,业主们大都将资金投入了商品流通之中,这对京都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赠与财政与御物售出  
每逢年相更替之际,各国守护与京都权贵都会依礼向将军家赠送一定数目的金钱。在将这笔钱送出之前,赠与人会先给将军家一张纸条,上书所赠金额的数目。这种纸大小为一般文书纸“竖纸”的一半,称为“折纸”,因此——不仅限于送给将军家的——这一类先用折纸标明金额再赠送出去的这笔钱就唤作“折纸钱”。在各类钱币日益替代粮食成为流通物的背景下,京都的权贵们往往用送钱来增进各自的关系,数十乃至上百贯的资金在他们之间的流动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现象,当然这其中不乏一方送给另一方数千贯,另一方旋即再送回去一千贯的行为出现。苦于缺乏财源,日益贫困的幕府看到了这类“赠与”资金的利益所在,即使略显微薄也聊胜于无,因此幕府专设“折纸方”,专门负责收集折纸并回收现金。义教时期折纸钱开始被当作财政收入的一环,到八代将军义政时幕府对折纸钱的依附更进一步,已经开始用其作为组织遣明船队的资金。  

每月将军会驾临京都的五山禅院数次,将军到来时,寺方都会赠送一些物品。这些赠品也一样被纳入幕府经济收入之列。将军一月数次的到访如此便成了实质上的征税,而寺院每次向将军赠送物品的数目和种类也是一样的:小袖三重、盆一枚、缎子一反、高檀纸、杉原纸各十帖。不过这些事物将军家无法留下太多自行享用,而多把它们送给其它寺社以供营造之用,另外一些如“三百文扇子”之类的特产则作为外贸货物装上了遣明船。但即使没有这笔收入,崇佛的将军义政也不会在寺社方面少投入多少资金,因此幕府在一收一送之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本就匮乏的资金的无谓外流。  

从折纸钱到寺社赠品,不难看出,幕府经济收入中赠与经济的比重开始增加,幕府也转而开始依靠赠与经济度日。但这类收入源显然更为脆弱,不能再度使幕府致富不说,连平衡日常开支也无法做到。义政时期幕府开始卖出自家藏有的大量美术品,多为义满、义持、义教时所收集,皆称做“东山御物”。随着财政的日趋吃紧,御物的流出也就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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