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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天空

 
 
 

日志

 
 

庙堂无策可平戎,望尽樯橹待神风——文永之役始末稿  

2008-04-17 21:18:42|  分类: 镰仓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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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国书与碟使累次渡来

元久三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新兴的蒙古帝国向四方急速展开扩张。及至文历元年,蒙古灭金,与宋呈南北分立之势,旋即兴兵攻宋。正嘉二年钓鱼台之役蒙哥毙命后,蒙古陷入内乱,直至文应元年,忽必烈夺位登基,再度大举兴兵南向,一时势如破竹。文永八年,忽必烈携南征连胜之威,不再满足于“蒙古”之名,转而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一个崭新的王朝遂崛起于亚欧大陆之上。

其时前后,蒙古已然击灭金、夏、西辽、大理诸国,侵宋之役也已胜券在握。向西,拔都等突破俄罗斯、饮马多瑙河,旭烈兀部捷报频传,定波斯、灭大食;向东,三韩王氏高丽早已臣服军门之下,从东欧到西亚直到朝鲜,一统格局行将铸成。然而值此之时,除却已是风烛残年而仍在苟延残喘的天水一朝之外,东海之上却还有一蕞尔小邦,隔断中国,首尾南方,王化不沐,职贡不修,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这是身为新体制下统一的中央帝国的蒙古所绝无法容忍的。

因此,早在文永三年,以属国高丽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忽必烈即遣兵部侍郎黑的为正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副使,携国书往日本。《元史?日本传》以诏书云: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其时,黑的等以高丽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等为导取道高丽前往日本,不至而还,为高丽君臣劝回中国。文永五年,诏书由高丽起居舍人潘阜带至日本(注一)。诏书由对马守护宗助国转呈太宰府,鎮西奉行大宰少弐武藤資能接下元帝诏书,旋即报上镰仓。按镰仓幕府虽掌握中外诸兵事以把持朝政,然而名义上的外务事权仍属京都所有,加之幕府原本也委实难决之下,商议一番无果后便一并推诿予朝廷恭请圣裁。二月六日,幕府特使抵达京都六波罗,由前太政大臣西園寺実氏出面,书状传进(注二)。

接到上奏的後嵯峨上皇紧急召集重臣商讨此事,国书由東大寺尊勝院僧宗性译出。经过数日激烈讨论之后,得出结论对西戎?蒙古的无断要求当断然拒绝,对无理诏书应不予理睬。随后,由关白近衛基平以太政官魁首身份上奏天皇,声言决心即便到达最后关头,也决不屈服于敌之威吓云云。为此,当立刻加强朝幕联系,于全国之内树立非常体制,一力对抗蒙古袭来。

日本之所以不纳蒙古书,当系东国隋唐以来一贯以“小中华体系”自尊之故,一则独立中国之外,例不受封纳贡,而自矜平等之态,如小野妹子氏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々(注三);一则以己为华,中国以外四方皆为夷狄,如《日蓮上人遺文》谈及蒙古来书称“先年勘うの書安国論普合に就いて、言上せしめ候いをはんぬ。抑も正月十八日西戎大蒙古国の牒状到来す”云々,动辄以戎狄论。于抱此等心态之日本君臣而言,西戎僭华,本已属本末导致、殊不可解,遑论今复欲以皇国为藩属,真滑天下之大稽,其无礼不可胜言。

然则就诏书而论,按忽必烈之言词、形式,其实俱可算中肯,如“不宣”等;按历来中国予日诏书,辞气竣切者如明太祖诏,较之蒙古强硬百倍,而日本之回复不过矜持作态而已(注四),而此番朝臣动辄要“最后关头”,却做何解?除却华夷体制下对戎狄一贯的鄙薄之外,恐怕还当有其他原因。按《元史?日本传》至元九年枢密院臣言略云:“(太宰府西守护所)守者云,曩为高丽所绐,屡言上国来伐。”由是可知,实是高丽君臣于中搬弄是非、诸多挑衅,欲以促成蒙古东征之事。先是,高丽方以“波涛险阻”为名一力阻碍元使赴日,系不愿蒙古沟通东国,下三韩位,而此刻又居间搬弄,无非以本国之是非为重,欲以转移国内矛盾而已。而以为刀兵必加之下的东国不愿低头,自然只得报以必死之志,。

六年,黑的等又至对马,时已断定对策的对马国司答以被入不可,元使遂虏岛民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二人其秋由高丽国使送还(注五),借此机会以高丽使者递交国书,幕府再度依例报入京都。京都方面一如旧议,此次由太政官正式作答,答文见《本朝文書》第六十七卷言曰:

案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聞、尺素無脛初来、寸丹非面僅察、原漢唐以降之蹤、観使介往還之道、緬依内外典籍之通義、雖成風俗融化之好礼、外交中絶、驪遷翰転、粤伝郷信忽請隣睦、当此節次、不得根究、然而呈上之命縁底不容、音問縦雲露万里之西巡、心夐忘胡越一体之前言、抑貴国曽無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悪之便、不顧由緒、欲用凶器、和風再報、疑冰猶厚、聖人之書釈氏之教、以済生為素懐、以奪命為黒業、何称帝徳仁義之境、還開民庶殺傷之源乎、凡自天照皇太神耀天統、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聖明所覃、莫不属左廟右稷之霊得一無弐之盟、百王鎮護孔昭、四夷之脩靖無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争、雖以一二乞也、思量。

八年,接到反碟的忽必烈对日本的反应大感诧异,于东国“凶器”、“奪命”云々莫名其妙,遂又遣秘书监赵良弼携诏书往使安抚之,复按《元史?日本传》以诏书云: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赵良弼等至太宰府,始知高丽个中情由事,即如前所引回报“曩为高丽所绐,屡言上国来伐”云云。然而事态已然不可收拾,日本方接下国书后即再无下文,中国久待之下遂有加兵议(注六)。赵良弼苦待无果,旋往查察东国兵事反报。同时,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诸将前往金州,纠合蒙古高丽斗舰艨艟,日操夜练,黄海之上一时舳舻千里,樯帆遮天蔽日,烽火狼烟,只在眼前。

其后,中国、高丽又数使人往,皆不反报,兴兵之议愈盛。文永十一年,诏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注一:引注《大日本史·诸蕃传·元》龜山帝文永五年条如下、

關東平定傳、八幡愚童訓。○元史為四年事。五代帝王物語曰,蒙古趙良弼與高麗使俱來。按元史,當時充國信使者黑的而非良弼,故不取。

又按《関東評定伝》文永五年正月条、蒙古?高麗の牒状到来す。高麗の牒状使潘阜来す、日本蒙古に伏従すべきの由之を載す。

注二:《師守記》载、二月六日、関東使二人上洛す、蒙古国の事に依りてなり、七日、関東使者両人、入道太相国の北山第に参入し、蒙古国牒状に高麗牒を相副え、武家より進入す。

注三:《隋书·东夷列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中略)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々。

注四:《明史·日本列传》、(怀良亲王、《明史》误作良怀)上言略云“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中略)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中略)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云々。

注五:《大日本史·诸蕃传·元》、六年春,蒙古遣其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來求報書。對馬島拒而不納。黑的等虜島人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去【元史為五年事】。秋,高麗金有成、高柔持蒙古及其國書而來,併還塔二郎、彌二郎。

另引《称名寺文書》文永六年三条如下、

(二月十六)蒙古高麗の使等渡海の事。 蒙古人官人三人(同従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人、船四艘対馬嶋豊岐浦に着くと云々。

(二月廿二)(蒙古着船の事)馳せ申しをはんぬ。

(二月廿四)(蒙古)本蕃に逃げ帰る事と云々。

又《関東評定伝》文永六年条、九月に蒙古·高麗の重ねての牒状到来す、牒使は金有成?高柔の二人なり、対馬の島人答二郎·弥二郎を還す、高柔は霊夢によって所持せる毛冠を安楽寺に献じ、即ち其の由を叙して詩を呈す。

注六:《吉続記》、蒙古の牒状重ねて到来す。使は趙良弼。前々返牒無きに依って、今度の牒者良弼直に大将軍に伝うべし。案文を出し、正文は献らず。(十月廿四)異国の事去る夜の評議(中略)然ざれば手を放つべからずの由これを申す。蛮夷の者帝闕に参る事先例無し。牒状の趣承るべきの由、少卿問答す。(中略)その趣、度々牒状有りと雖も、返牒無く、この上は来十一月を以て期と為すべし。猶無音たらば、兵船を艤すべしと云々。返牒有るべしと云々。先度長成卿の草少々引き直し遣わさるべしと云々。

另附文永五年蒙古诏书至迄所附高丽国书如下:

右啓、季秋向闌、伏惟大王殿下、起居万福、瞻企瞻企、我国臣事蒙古大朝、禀正朔有年于茲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徳化、今欲通好于貴国、而詔寡人云、海東諸国、日本与高麓為近隣、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険阻為辞、其旨厳切、茲不獲己、遣朝散大夫尚書礼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書前去、且貴国之通好中国、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国者、非利其貢献、但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国之報音、則必厚待之、其実興否、既通而後当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観之何如也、惟貴国商酌焉、拝覆日本国王左右。
二、幕府的战备及蒙古袭来

案东国虽早已抱定七生尽忠、举国玉碎之决心,然而确切得知蒙古可能进兵之事,则当延至文永八年。当年,蒙古军进驻金州、调集高丽战舰后不久,原本于日元沟通中屡屡作梗的高丽方态度忽而大变,八月高丽单独遣使赴日,一方面告知蒙古袭来之事,一方面说日本受封进贡云々,随即国书由幕府报入京都(注一)。

前已述,高丽态度的变化无非是为了维护其国之利益。以商业贸易而言之,恰如意大利、阿拉伯之于东西贸易,倘使东西方直接达成接触,自身利益势必受损;倘使东西方断绝接触,于己亦是无益,遑论刀兵相向。又案其实高丽为元藩属,此刻尚未开战,蒙古已然征集高丽兵民船只,一朝有事,高丽势必为蒙古就食之所不论,即便征发有国丁壮一应进兵也属自然,届时其国疲敝几何可知。

于日本,对高丽之请洛中之议仍属乏善可陈,对于蒙古袭来早已有所思想准备但毫无切实办法的皇族、公卿以下只得不断前往各地神社,祈请“敌国降伏”(注二),甚至尊贵如天皇都不得不参与其中一祷国运。如《吉続記》记载其时天皇宣旨者:

文永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宣旨
近日上天示変、冲襟無聊、しかのみならず、西蕃の使介有り。北狄の陰謀を告ぐ。 縡之希夷、怖畏是衆、永劫災難、宜しく泰平を致すべきの由、仁王会呪願文に載せしむべし。
                    蔵人左衛門権佐平棟望(奉)

相比京都官厅的忙碌,镰仓幕府则更要担负起抗击外夷的重任。九月,幕府向关东各地头、御家人等发布书状,命令悉数转驻西国番上,强化外线守备;同时下令御家人筹备兵粮、并且将西国公领、寺领各庄园原本应转往洛中的部分一并缴作军粮以予备战时所需(注三);为此将原本处于关东的出征御家人所领也悉数移往西国。幕府上述西国防卫令最后定型为異国警固番役。即免除由关东至九州定着的御家人所承担的京都大番役,转而专责分番警固肥前、筑前等要地(注四)。異国警固番役的发布对于镰仓幕府后期的历史的重大影响后述,此处暂且略去不谈。

又及,文永九年起幕府检点各地地头、御家人、庄园所领,整备动员力。捕杀有不稳迹象的执权时宗之异母兄弟北条时辅,并将对幕府持批判态度的僧人日莲追放至佐渡。命令各地御家人大力剿灭领内恶党。如此种种,无一例外是为了安顿国内,一致对外。所有的这些幕府采取的措施,都以领有庄园的御家人为基础实行,见《肥後小代文書》所载幕府付武藏御家人小代氏之关东御教书及予丰后守护大友頼泰之回文为例,如下:

関東御教書
蒙古人襲来すべきの由、その聞こえ有るの間、御家人等を鎮西に差し遣わす所なり。 早速自身肥後国の所領に下向し、守護人に相伴い、且つは異国の防戦を致さしめ、且 つは領内の悪党を鎮むべし。てえれば、仰せに依って執達件の如し。
   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花押)
                    左京権大夫(花押)
小代右衛門尉子息等

豊後守護廻文
筑前、肥前両国要塞守護の事、東国の人々下向の程、来三月晦日より奉行国々の御家人を相催し、警固すべきの由、関東の御教書到来す。仍って且つは役所を請け取り、且つは御家人の御代官等を差し置かれんが為に、すでに打越候いをはんぬ。不日に彼の所を相尋ね、懈怠無く、勤仕せしむべく候なり。恐々謹言。
   (文永九年)二月朔日       頼泰(花押)
野上太郎(輔直)殿

就在幕府一力战备的同时,彼岸的忽必烈也早对高丽下达了造船令(注五),同时还下达了于高丽屯田等命令,专俟东征之议。文永十年,蒙古?高丽军平定耽罗(济州)岛之三别抄残党,东征时机成熟。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蒙古船四百五十艘、兵三萬許,至對馬島。(注六)其时,对马守护代引一族郎党八十余骑拒战,悉死。十月十四,蒙古军攻壹岐,守护平景隆自刃。蒙古得二島,男子悉殺之,女子穿掌縛舷。十六日蒙古军逼近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溃(注七)。十月十九日,联军舰队到达博多湾外。

与此同时,获得对马急报的九州各地御家人也在镇西奉行少贰经资和大友赖泰统帅下向登陆地附近集结布防,并向六波罗急报。按《北肥戦誌》,当时命令九州诸国军兵一律于博多集中,然而因为筑後国千年川洪水泛滥,薩·隅·日·豊後·肥後五国之军被阻于南九州,真正开赴战场的只有肥前·豊前·筑前·筑後四国御家人而已。

十月二十日清晨,完成集结的蒙古及高丽仆从军分别于博多湾附近筥崎·赤坂·麁原·百道原·今津各处上陆,太宰府目指。其时集结在博多的共有少弐·大友·白杵·戸次·松浦党·菊池·原田·小玉党以下及附近佛寺、神社之兵共万余,以筑前守护少贰景资为总大将,于箱崎布阵予备逆袭上陆之敌。

注一:《吉続記》、(九月二日)関東使高麗の牒状を随身し、西園寺大納言の許に向かう。亞相参院し申し入ると云々。 (九月四日)件の牒状の趣、蒙古兵日本に責め来るべし。また糶を乞い、この外救兵を乞うか。状に就いて了見区々分る。

注二:《壬生家文书》载〈相秀書状案〉筑後、越州、相州、異国御祈之事、異国御祈りの事、先日の宣旨に任せ、諸寺施行せしめんと欲し候の処、宣下せらる如 きは、読経誦呪すべきの由、これを載せられ候と雖も、何経、何呪たるべきの由、こ れを載せられず候、もし諸寺不審成る事候は、何様返答せしめ候べきや。異国の事に 於いては、先例分明ならず候、準拠の例に任せ候の処、或いは仁王経転読せしむべし。 或いは諸寺図画不動せしむべきの由、宣下せられ候か。所詮重き御計らいに随い、急 ぎ施行せしむべき候なり。また恐惶謹言。
   (文永七年)三月十五日      侍儀師相秀
壬生殿

注三:幕府方征用各公、寺领庄园贡米一事见《東寺文書》载关东御教书如下、関東御教書案諸国田文の事、公事支配の為に召置かるるの処に、欠け失わしむと云々。駿河、伊豆、武蔵、若狭、美作国等の文書、早速調進せらるべし。且つ神社佛寺庄公領等、田畠の員数と云い、領主の交名と云い、分明に注し申さしめ給うべし。てえれば、仰せに依って執達件の如し。
   文永九年十月二十日        左京権大夫(在御判、政村)
謹上 相模守殿

注四:筑前《中村文书》、「异贼警固番事,就关东御教书被结番九州于五番内,一番筑前。国役一年中自正月迄同十二月,被勤仕了,仍状如件。嘉元二年十二月晦日。」

注五:《元史·高丽传》、(至元五年)八月,至其国,禃出升天府迎之,盖谕以阅军造船也。

注六:出《大日本史·诸番传·元》。历来文永之役蒙古军力具体数字多有异说,如按《元史·日本传》,为“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元史·高丽书》“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共二万又六百;《东国通鉴·元史》云“蒙漢軍二万五千、高麗軍八千、梢工·水手六干七百人、戦艦三百、上陸用軽舟三百、水舟三百”。其余野史杂说多有至四万五千,少者不到两万等诸说。按愚以为《大日本史》所载或杂船员水夫之属,本部兵员当以《元史》为是,《元史》言“士卒一万五千”云云,当属忻、洪本部检点所得,倘记入高丽军及辅兵种种,则数字将近三万左右。

注七:《高祖遺文録》载日莲书状云、「去る文永十一年十月に、蒙古国より築紫に寄せて有しに、対馬の者、かためて有し総馬尉等逃けれは、百姓等は男をは或は殺し、或は生取にす。女をは或は取集て、手をとをして船に結付、或は生取にす。一人も助かる者なし。壱岐によせても又是の如し。船おしよせて有けるには、奉行入道豊前々司は逃て落ぬ。松浦党は数百人打れ、或は 生取にせられしかは、寄たりける浦々の百姓共、壱岐、対馬の如し」。

三、元寇退去与文永役后的危机

箱崎之战的结果呈现一边倒的状态。元军虽然客场登陆作战,多有不利;但一则兵力方面占到优势,更重要的是元军的战术对比日本拥有绝对的优势。其时,日本军仍广泛使用中世庄园制之下以武士为主力的“一骑打”即单挑战术,辅以小规模的骑兵突击,这些落后的战术面对蒙古军骑步结合、纵深包抄等先进战略战术思想,自然一触即溃。事实也是如此,当武士们冲向蒙古军阵时,未及阵前即被弓箭打击损失惨重,随后就会遭到蒙古骑步兵的合围而被歼灭。

除去战术之外,蒙古军在武器方面也占尽优势。相比日军所惯用的强弓,蒙古军所用复合弓射程为对方的两至三倍。登陆战各地激烈的弓箭战中日军因此吃亏不浅。然而除去弓箭的差异,蒙古军所使用的原始火炮更令日军恐惧,火炮发射产生的巨响令日本方的兵卒及军马都不知所措,而引起不可遏制的混乱,完全无法抵御火炮发射后正面敌军的强力冲击。总而言之,在蒙古集团作战的复合打击之下日本军逐渐崩溃、大败亏输,博多、箱崎各地逐一沦陷,稍后逐队赶来参战的九州各武士团体也一一在联军优势火力的打击下迅速溃败。各路日本军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退却。

然而,获得胜利的蒙古军却就是否追击的问题产生了分歧。高丽军统帅金方庆力主一举突入太宰府,扫荡九州,隔断海峡扼守等待国内援军。而蒙军将领忻都与洪荼丘则认为激战之下士卒疲惫不堪,且据传西国各地日军均蜂拥而来,倘若贸然进军有后路断绝之虞。其时,正在指挥小规模追击的汉将劉復亨中箭负伤的消息传来,于是原本犹豫不决的联军随即顺驴下坡,决定暂不进击。然而留驻陆地又恐遭日军夜袭,随即退回船上修整,待明日伺机再战。

是夜,大风雨,舟船多破败(注一)。众所周知,日本海十一月多强台风,一夜风雨之下,距岸数十里处尚且尽皆淋漓,遑论蒙古军所乘之高丽制船。按船制,高丽船式居于宋福船与日本关船之间,较中国船而轻,日本船而重。而文永十一年初,忽必烈下令大举攻宋,故而自黄河至长江各处中国舟楫一律用作征南,方才令高丽广作舟船。然而下达量非少且限期急,高丽工匠为完成交差,只得粗工滥作以求交差了事。与此一来原本即不如宋船稳固的高丽船只在风雨中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强台风之下,蒙古舰队损失惨重,士气浮动,军心不稳,只得撤回朝鲜。是以日本方面天明之后,忽然发现海上的蒙古舰队早已全无踪迹,仓促追击之下俘得一船,船上百余人上岸后悉数被斩首,成为文永之役日本方最大的战果,也成为文永之役后日本方最大的笑料。然而不论如何,日军获得了胜利。

先是,合战不利的消息传至京都时,一度引起扰动,使得幕府需要派遣北条六郎等自镰仓西上以稳定洛中局势(注二)。而此时欣闻元寇退去,无一例外地感谢神佛的加护。亀山上皇亲自前往石清水八幡宮参拜感谢神佛“降下神风守护皇国”。

然而,幕府方则深知受到打击的蒙古军势必卷土重来。故而,蒙古退走后半月,九州仍然维持了紧急战备的状态,并且继续由幕府催促在山阴、山阳两道拥有领地的御家人与在地武士赶赴西国上任。因为防备处从直接登陆的北九州延展到中国地区的关系,幕府的兵力出现不足,于是原本非御家人的“本所領家一円地の住人”也由幕府命令加入守备役以加强西国的力量(注三)。同时,为了筹措军粮,所有西国庄园的产出都被幕府征集,船只也悉数征用;为了抵御蒙古再度入侵,更在九州沿岸修建大规模的土木工事。

文永之役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大的,幕府经历此役大大加强了其在西国的势力。按幕府的势力自初代将军源赖朝起即是重在东国,然而此次为了抵御蒙古,大批的东国御家人被移封至九州与中国。文永之役后,镰仓幕府以异国警固为借口,大幅更迭了各国的守护。肥前、肥后、筑后、长门、周防、石见、伯耆、播磨、越前、能登各国都被任命了新的守护,其中六国守护系幕府执权北条一门,其他新任守护也都为北条氏的亲族。而原本属于朝廷的庄园或独立于幕府外的非御家人也都被划入幕府之下,北条一门的专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高度的集权之下却酝酿着危机。按幕府与御家人的关系系所谓“御恩”与“奉公”之关系,然而文永之役属于纯粹的防御作战,虽然最后获得了惨胜,但是幕府却完全拿不出与御家人军功相等的封赏,肥后国御家人竹崎季长因不满仅有的封赏而赶赴镰仓申诉,因为受到评定众中大老支持才受到幕府的承认;而绝大部分的御家人虽然不满,却也只能予以默认,以沉默表达对深深的失望。惨烈的征战却没有封赏,加之沉重的异国警固番役(注四),如此一来御家人的贫困自然在所难免。

贫困的御家人为了维持生机只得向商人借贷,然而却又无力偿还。幕府为了保护御家人防止其破产就只得频繁发布“德政令”以免除御家人的债务。如此一来阶级之间的矛盾势必激化,加之在土地封予御家人之后,垄断的商税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而“德政令”的发布又势必使这笔收入受到重要的损失,北条氏无疑在维护御家人这一幕府统治的根基与维护自身集权这对矛盾之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又及,相对于九州御家人在前线的苦战,当时上至公卿武士、下至饭夫走卒,却都清一色的把战争的胜利归因于“神风”,与祈祷“神风”到来的僧侣与神官,在此背景之下宗教势力一时大涨,以至幕府不得不以“兴行法”的名义勒令各地武士将侵吞的旧寺领土地退还寺庙(注五);除此之外,战后九州出现的各国守护以警固之名侵吞御家人领地的现象又增进了武士与守护之间的不信任;北条家与御家人的摩擦也频频出现;相比之下至于公武间矛盾加深、御家人转嫁矛盾导致的恶党四起等问题甚至根本不值一提。总而言之,虽然接着文永之役的机会北条方的权势大大地增强,然而作为幕府根基地广大御家人却趋于贫困与衰弱,并且与幕府间的离心力日渐增大,这无疑将最终动摇幕府的统治。

当然,在蒙古仍将袭来的“举国一致”的高压紧张体制之下,所有的这些都不会立刻体现出来。然而待到有朝一日外夷退尽,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终将把镰仓幕府推向了没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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