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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天空

 
 
 

日志

 
 

镇夷史料纪实--续征夷史料纪实  

2008-04-13 13:56:27|  分类: 平安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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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从征夷到镇夷(815)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正月十五日丁亥条载:“制:‘摄津、美浓、丹波、播磨等国夷俘,身带五品,愿见节会者,与国解放之。自余不在放例。’”

俘囚们被迁到内地,他们丧失了原来在东国享有的一切,多半只能依靠不熟练的农业劳作混日子。可是虾夷人千百年来养成的打猎游历的习惯很难改变,他们很喜欢在山林上攀爬,在街市中穿梭,擅自离开指定居住地的虾夷人非常多。而平安京西面摄津、丹波、播磨等国的夷俘也是如此,他们甚至会擅闯入京或者横穿京城前往近江,扰乱京城的治安,这使得很多权贵不满。于是,朝廷再次声明对虾夷人行动的严格控制,必须有较高的品级且有正当的朝会理由才可离开本国,否则一律不得放行。这则规定也包括东面的美浓国夷俘,由此可见朝中的士大夫们有多么地不希望见到“蛮夷”。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三月廿日辛卯条载:“敕:‘军用之要,以马为先。今闻,权贵之家,富豪之辈,通使于边邑,求马于夷狄。部内由其不肃,兵马所以阙乏。宜依延历六年格,禁买陆奥、出羽两国马。若有犯违,处以严科,物即没官。但駄马之色不在禁限。”《日本逸史》卷23同日条载:“太政官符,禁断出马事。右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军团之用,莫先于马。而权贵之使,豪富之民,互相往来,搜求无绝。遂则托烦吏民,犯强夷獠。国内不肃,大略由之。非唯马直踊贵,兼复兵马难得。仍去延历六年下腾敕符,特立科条,而年久世移,乖习不遵。望请新下严制,更增禁断者。’被右大臣宣称:‘奉敕,宜强壮之马堪充军用者,勿出国界。若远此制者,罪依先符,物则没官。但駄马者不在禁限。其出羽国宜准此。’”

巨势野足虽然遥任按察使,但他对奥羽军情颇为了解。奥羽自征服以来便以出产良马闻名,本多归军用。而奢靡贵族们却以此娱乐,派遣家奴潜入东北,搜求马匹,惊扰夷俘。也有不法商贩,目此为投机之巧,因为一匹上等陆奥马的价格竟然比一町上田的年产量还高,所以他们就私入夷域结队捕获。因此,奥羽优良马匹便多流入富贵之家,豪门互相攀比,竟出现以孰家占有的奥羽精马多为荣。大量奥羽良马被贵族霸占,则军队用马只能选择中下等,这必然使得部队战斗力下降。同时,蛮横的家奴和利欲熏心的商团进入奥羽后,欺负当地土民,驱赶田夷,役使山夷,加剧了和夷矛盾,这也使得边地士卒们的处境变得危急起来。他们既得不到好的马匹,又要面对愤怒的虾夷人,实在非常为难。这种情况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十分严重,所以当时的桓武天皇便下令禁断私求良马之风。可是此等事情历来不能顺行,时间一长,权贵们又故态复萌,弊端再生。巨势野足上任后两个多月,考察奥羽军报,便上表奏请嵯峨天皇再度禁断,不许两国良马擅出国界。此奏立刻得到朝廷认可。但认可归认可,效果如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谓如有违反者马匹没收,然而没收后的良马又到了哪里?军团没有得到,最后还是流入了大权贵们的手中。这恐怕也是势单力孤的巨势野足无法扭转的了。半个多世纪后元庆之乱暴发的原因之一便与这私求良马之风颇有关联,此乃千古顽症也。

《日本后纪》卷24弘仁六年三月廿六日丁酉条载:“陆奥国远田郡人竹城公音胜等卅五人赐姓高城连。真野公营山等卌六人真野连。白石公千岛等卅九人白石连。远田公广楯等廿九人远田连。意萨公广足等十六人意萨连。”

弘仁六年三月的这次虾夷人赐姓其实和两年半之前的那次是一体的,不论是赐姓的目的、对象和结果都一致。真野在今福岛县东北部南相马市鹿岛地方,古属陆奥国行方郡。竹城、真野、白石、远田、意萨都是国府多贺城南北较有势力的虾夷部族。这次对他们当中165人的赐姓规模也不小,是为了缓解陆奥军团在当地活动对虾夷人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和睦关系。

著名的《新撰姓氏录》于也于是七月廿日己丑编成并进上,内中包含了当时上千氏姓的起源、种姓和分布情况。可惜,《新撰姓氏录》只收录了五畿内的大小豪族,对于七道的地方豪族则没有多少反映。因此,典型的虾夷姓氏只有“吉弥侯部”一支被收入,属于无种姓的低级氏姓,其余的那些得到朝廷赐姓的夷俘都只能游历在正统之外了。

《类聚三代格》卷18弘仁六年八月廿三日条载:“太政官符。一,分番令守城塞事:‘兵士六千人,并勋九等已上,白丁已上。旧数二千人,名取团一千人,玉造团一千人。令请加四千人,白川团一千人,安积团一千人,行方团一千人,小田团一千人。右此国镇兵之外更点兵士,多则一万,少则二千,应机随变,无有定例。伏请更加四千人,通前六千人,分结六番,以旬相代,回循前例,可食私粮。唯勋位者免夫妻口分租,示别白丁。健士二千人,勋八等已上千五百人,勋九等已上五百人。右分结四番,一月为番。唯屡经战场,被沾勋叙,若同白丁,何以励后?伏请在戍之间,特免夫妻口分租,以诱士心。’一,停止镇兵事:‘何壹千人,胆泽城五百人,德丹城五百人。右得管诸郡司解称:“百姓苦役,无过镇兵。当戍之年,妻子共赴,绝邻在远,无所乞尔,身迫公役,不遑耕作,尽卖衣物,仅资妻子。归乡之日,裸身露顶,道程僻远,复无路粮,望其旧居,应无所处。因斯见留奥地,长绝归情,山川辽远,无由捡括。奥地米死就郡先竭即此之由。若停镇兵加兵士,民无弊苦,兵得强练者。”臣等议量,良有道理,何者番上之役,兵士六十日,调庸半输以旬相替,无妨家业,健士九十日,各食公粮,夫妇免租,课役全脱,兼预考例。一日为番,无长戍之忧,此民之安也。今见定课丁,三万三千二百九十人,勋七等以下五千六十四人,就中简点丁壮家业稍可者,令马兵具备…(此处脱漏若干字)…兵士,勒彼镇兵,论其强弱,犹妇女与丈夫,此兵之强也。前番后更,往来相代之间,兵常一倍,队伍既定,戎具复备,纵有机急,应声可致。此兵之威也。今停镇兵,征兵士,相折用度,年中所剩,四千一百余束,此用之足也。安民足用,强兵威敌,臣等管见不敢不奏。’一,分配番上兵士一千五百人,兵士一千人,健士五百人:‘胆泽城七百人,兵士四百人,健士三百人。玉造塞三百人,兵士百人,健士二百人。多贺城五百人,并兵士。右城塞等,四道集衢,制敌唯领,傥允臣等所议,伏望依件分配。’以前奉敕,陆奥国司奏状如前,具任所请,逾勤兵权,不可简略。”

弘仁六年八月朝廷下达的上述太政官符对于征夷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则官符的下达无疑是在新任国守小野岑守和镇守将军匝瑳足继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以下我们将展开分析。

陆奥国本来设立有两个军团,每军团镇兵一千人,这是奈良初期就形成的制度。起初,这里的镇兵都是服兵役的百姓,而不是很正规的军人,遇到大的战事,需要从各地匆忙调集兵力,还要发动征兵令,选拔更多的百姓充当战斗人员。这种军事制度虽然消耗的军费较少,但对人民造成的负担很重,而且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所以,到了桓武天皇时他兴起健儿制,这是军人职业化的举措,但由于豢养“健儿”们的成本很高,所以数量就不能太多,大战时还要征调平民参军。到了嵯峨天皇初年,奥羽不再有大的战事,健儿制也就能够像在其它国一样在此渐渐地占主导地位了。

奥羽军事改革的重点当然是专门化的军事机构镇守府。国府和镇守府提议增加四个军团,各1000人,形成名取、玉造、白川、安积、行方、小田的六军团制,这六个军团平时在营地中从事军事操练及屯田等生产活动,如同今日中国的农垦兵团。而每个军团按十天为限互相替代,往返于营地和镇守地之间,一个周期正为二月。另外设立健士即“健儿”2000人,分成四队,每队500人,按照一月为限,轮番戍守要塞,一个周期为四个月。这里的军团镇兵就是百姓聚集成的服役人员,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口粮并且交纳租税,只有带有勋位的人可以免除口分田的田租;而出身下层贵族的健士们大多本有勋爵,可以食用勋位本身的公俸,亦无需额外支出。这样,每次就有1500人可以参加镇戍,其中镇兵1000人,健士500人。这1500人分配到胆泽、玉造、多贺三处戍守:其中胆泽镇守府最为重要,需以300健士率领400兵士;多贺城为国府,重要性其次,由500兵士把守;玉造要塞本身是玉造军团所在,又在镇守府与国府之间承上启下,则由健士200率领兵士100人镇守。三处互成犄角之势,相对照应。其实,这种军事布局已经比先前成熟得多了。镇守方式由长期戍守改为番守,这也使得健士、兵士各得其所,以健士为主力的镇守方式已经形成,而征集大量百姓组成征夷军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镇守府、国府的请求下,朝廷也停止了胆泽、德丹二城的镇兵。百姓承担徭役本来理所应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但镇守府和德丹两城的镇兵制度实在劳民伤财,凡是摊上这等事,基本上就和遭受流配之刑没什么两样。太政官符第二部分中对镇兵惨状的描写极为生动,令人看了无不落泪,其文字甚至可以与杜甫的《石壕吏》相媲美,是官府文书中的文学极品。今人即使对镇守府军事制度没多大兴趣,也绝对应该阅读这段史料,来感受一下当时平民的困苦生活。而且,镇兵拖家带口来到镇守之地,生活到了绝境,兵役结束也只得留在附近郡里乞活,对当地的财政和治安也是不小的影响,这样对于边地的安定也颇为不利。同时,镇兵战斗力低下,根本没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在面对勇猛的敌军时带头逃跑并摧毁本方阵列的很可能就是他们,这和健士比起来绝对是天差地别。镇守府请求撤销胆泽、德丹两地的镇兵,以较有家资、自备马兵的勋位健士替代,并以二队轮番镇守,这是非常明智的建议。胆泽和德丹两地共计1000名镇兵撤销后,两城很可能改由2000名健士守卫,而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彻底废去了镇守府的戍守。德丹城建成两年来,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将朝廷势力稳固地伸展向陆奥之地及平定虾夷叛乱都有很大的价值,是不会轻易废弃的。

由此,经过这次军事改革,陆奥国和镇守府总计兵力达到10000人,其中兵士6000,健士4000;同时承担戍守任务的有2500人,其中兵士1000,健士1500人,分守四城。这支军队的数量对于一个国来说已经空前巨大,是此后数百年都无需再任命“征夷”将军的基础。另外,朝廷屯兵,虾夷人出于畏惧之心也要屯兵,失落的朝廷官吏也会和夷俘之长们勾结,形成新的军事实体,所以弘仁六年八月的这次改革也是奥羽军阀力量渐渐形成的序幕。这点恐怕是在做出决定时很难全面考虑到的。不管怎么说,“征夷”的时代从此过去,历史翻开了“镇夷”时代这新的一页。

十二、巨势野足在按察使任上薨去(816-817)

《日本逸史》卷24弘仁七(816)年正月十二日戊寅条载:“太政官符,国司并史生历,五年为限事。右大臣官今月十一日下陆奥、出羽两国符称:‘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谨检按内,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符,件两国史生历任五年为限。而据去年七月十七日论奏,四年为限,为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边要之设,东西是同。伏望两国司等皆准西海道,五年相替,庶令忘远路之疲,专边守之勤者。”右大臣宣:“奉敕,依请。”’又太政官符,弩师历任五年为限事。右太政官今月十一日下陆奥、出羽两国符称:‘中纳言兼右近卫大将从三位行陆奥出羽按察使勋三等巨势朝臣野足奏状称:“谨检按内,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符,两国弩师历任五年为限。而据去年七月十七日论奏,四年为限,为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边要之设,东西是同。伏望两国弩师皆准西海道,五年相替,庶令忘远路之疲,专边守之勤者。”右大臣宣:“奉敕,依请。”’”

百济教俊出任出羽守前夕,朝廷曾以出羽国史生准陆奥国例,任期以五年为限,弩师亦同此例。但弘仁六年七月,朝廷又下敕诸国,史生、弩师等下级官吏以四年为限,下达这则改动时仅将西海道太宰府管内排除在外,而没有考虑到陆奥和出羽的情况。巨势野足身为按察使,对此事也相当重视,在此重申奥羽边防之地的重要性,呼吁朝廷对待东西两边的态度一致,仍以五年为限。朝廷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西海道临新罗,又有遣唐使出发,所以朝廷一致颇为关注,太宰府的长官也是千挑万选的人物。东边的奥羽形势缓和,朝廷虽然没有明确否认其重要性,但他们议事时经常忘记把奥羽的特殊情形也考虑进来,充分说明当时从天皇到朝臣们都忽视了奥羽。尽管德高望重的巨势野足一有提醒,甚至只要地方大员上疏恳请,朝廷仍然会很快给予满意的回复,但其与西海道在人们心中的轻重差距已经十分明显了。另外,巨势野足虽为遥任,仍如此悉心公事,实在精神可嘉,不愧是多次参与征夷大业,对奥羽是颇有感情的。他以近七十的高龄,还时刻不忘朝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七年三月廿一日丙戌条载:“授勋六等吉弥侯部呰子外从五位下。”

弘仁七年三月,又有一名吉弥侯部的虾夷人得到朝廷的叙位。吉弥侯部呰子原本勋六等,并无位,一举升至外从五位下。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现存六国史中最早叙外从五位下官的也是俘囚,参见第七节后列史料第21和22条。公元792年,吉弥侯部真麻吕、大伴部宿奈麻吕、吉弥侯部荒岛都叙位外从五位下,这是朝廷最早用此官位怀荒的记录。此后数十年间,有大量俘囚得到这样的叙位,可以归结出这样的规律,外从五位下是一般俘囚长可以得到的最高官位。此外,当年匝瑳足继成为镇守府将军时的官位也是外从五位下。

补充说明,“外从五位下”是外位,比内叙的“从五位下”品秩低,这是大宝元(701)年起实行的。《续日本纪》卷2大宝元年三月廿一日甲午条载:“始依新令,改制官名位号。亲王明冠四品,诸王净冠十四阶,合十八阶。诸臣正冠六阶(当正一位至从三位)、直冠八阶(当正四位上至从五位下)、勤冠四阶(当正六位上至从六位下)、务冠四阶(当正七位上至从七位下)、追冠四阶(当正八位上至从八位下)、进冠四阶(当大初位上至少初位下),合卅阶。外位始直冠正五位上阶,终进冠少初位下阶,合廿阶。勋位始正冠正三位,终追冠从八位下阶,合十二等。始停赐冠,易以位记,语在年代历。”也就是说,外官最高可以到“外正五位上”,最低可以到“外少初位下”。而“外从五位”介于“从五位”和“正六位”之间,“上”、“下”又是依据每个位阶划分的,所以虽然“外从五位下”比“正六位上”来得高,但“外从五位上”却比“从五位下”低。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190俘囚)弘仁七年八月一日甲午条载:“敕:‘夷俘之性,异于平民,虽从皇化,野心尚存。是以,先仰诸国,令加教喻。今因幡放弃两国俘囚等,任情入京,越诉小事。此则国吏等,抚慰失方,判断乖理之所致也。自今以后,笃加训导,有如此者,专当国司,准状科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夷俘不堪忍受官吏压迫,私出国境,入京越诉的事,弘仁六年正月朝廷已经对此有过指斥。时隔一年半,因幡国俘囚又自行入京,向有司申诉,这完全是因为地方官员不体恤夷人造成的。此时因幡国的夷俘专当应当是弘仁三年正月任命的国介上毛野颖人,按照正常的任期他将在明年初离任,此时对职责难免有所懈怠。朝廷申斥上毛野颖人后仅四个月,便以朝野鹿取为因幡介,替代了颖人的工作。朝野鹿取是文才出众的人物,早年又当过嵯峨天皇的侍读,此时四十三岁。由此亦可见,文人充任夷俘专当已经成为当时的通例。朝野鹿取后来一直当到从三位任参议,承和十(843)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日本后纪》卷25逸文(《类聚国史》83正税、159口分田、190俘囚)弘仁七年十月十日辛丑条载:“敕:‘延历廿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练风俗,狎驯之间,不收田租。其征收限,待后诏者。”今夷俘等,归化年久,渐染华风。宜授口分田,经六年已上者,从收田租。’”

是年十月,朝廷又下达了一项敕令,即虾夷移民授口分田六年以上者收取田租。虾夷人因为征服战争丧失了原有的生产资料,他们流离失所,被迫迁徙到异乡,又受到当地官民歧视欺压,可谓孤苦无依。到异乡后朝廷虽有敕令地方官给予口分田,可是当时就连普通百姓都无法获得充足的口分田,分得的田地又大多为下田和下下田,新来的夷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能得到数量严重不足的劣质田地,再加上本来虾夷人就不习惯农业劳作,其生产能力亦偏低下,口分田的产出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一般夷俘们虽然有了那丁点儿田地,但仍多从事渔猎,故而常有夷俘私自砍伐公家树木或越境打猎的报道,还有些生活窘困的夷俘偷盗公私财物苟活,他们的生存一直面临不小的危机。此时朝廷又要对夷俘收取田租,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实,当时口分田租并不高,仅每段一束五把,全国内迁夷俘也不超过万人,朝廷由此可以获得的利润是相当少的,相比于此一举措将是朝廷失去的夷俘群众之心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不过,这样一来百姓们的心理也能平衡一些,这回虾夷人也要和自己一样交租子活不下去了。

弘仁七年十二月一日,陆奥出羽按察使巨势野足叙正三位,同时将其兼任的右近卫大将一职转由参议从三位文室绵麻吕担任。十三天之后,这位显赫一时的按察使病逝在任上,享年六十八岁。他从公元789年任镇守副将军以来,历任军职,虽然担任按察使比文室绵麻吕晚,但出道却和坂上田村麻吕同时,是绵麻吕的前辈。他在奥羽奋斗十余年,两次参加征夷,屡立战功,又出任按察使近两年,为奥羽事业费尽心机,征夷史上应当有他的位置。巨势野足也是第一位在任期内一直遥任的陆奥出羽按察使,也是第一位兼任奥羽按察使的纳言,此后按察使多遥任,也有数位大纳言、中纳言兼任此职。但巨势野足终究是武将出身,和后面的遥任者不同,他仍然是熟悉奥羽事务并用心办理的,这点我们反复强调过。

《日本逸史》卷25弘仁八(817)年正月十一日辛未条载:“任官。权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冬嗣兼陆奥出羽按察使。”

巨势野足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朝廷以藤原冬嗣接替他为陆奥出羽按察使。冬嗣是不比等之子藤原北家始祖房前的曾孙,是后来藤原氏摄政之始良房之父。大同四年,冬嗣还只是春宫亮从五位下的小官,两年后他就升到了从四位上参议,又过了六年他已经是权中纳言从三位了,此时又兼任按察使。藤原冬嗣在短短的8年里升迁了8级,实在是扶摇直上三千丈。一年半后,他又叙正三位为大纳言,人臣之极离他已经不遥远了。藤原冬嗣任内从未亲赴奥羽,也不见什么关于东北的建议,他的按察使职务是彻头彻尾的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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