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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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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史略  

2008-01-13 21:35:52|  分类: 日本帝国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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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论与明治六年政变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幕末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提出:“癸丑(指1853)、甲寅(1854),一大机会也,乃坐失之。为今之计,以亲善而制两虏,乘隙富国强兵,开拓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不克。前者失机,尚未足深惜也。”

木户孝允在维新之初即提出:“第一希望速定天下之方向,遣使至朝鲜,问彼之无礼,若彼不服,则鸣其罪,攻其土,以大张神州之威。届时,则天下之陋习忽焉一变,远定目标于海外,随之,百工器械真正与之俱进,一洗竞窥内部、谤人之短、责人之非、而不自省之恶习。至于必将广增国土,自不待言也。”他又说:“立皇国之大方向,使亿万人之目光由对内一变而为对外,使海陆诸种技艺切实发展,又于振兴皇国,维护万世,别无他策。”可见,木户的征韩论的重点是要通过“征韩”,达成举国一致,克服内部危机。木户的这番话是在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9.1.26)说的,当时明治政府的主要危机正是中央集权化尚未完成,所以木户就将着眼点放在了如何“使亿万人之目光由对内一变而为对外”上。

在木户发表此番议论稍前,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十一月六日(1868.12.19)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的首席是大差使正官樋口铁四郎,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大清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佐田将事务委托给森山等人,自己返回对马,起草了一份征韩建议书,提交给政府。其中说:“朝鲜知守不知攻,知我不知彼。其人深沈狡猾,国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故不以兵力断然莅焉,则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文字有不逊,以兴耻辱于皇国;君耻臣死,实不俱载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出于对两方实力的认识,佐田提出:“以朝鲜国妄用武臣之激论、蔑视皇国之故,可发三〇大队之兵征讨之。”佐田是久留米藩士,因而久留米藩内一片支持佐田的呼声,群情鼎沸。然而当时明治政府忙于解决废藩置县的大问题,一时还无精力去考虑是否要“征伐其罪”,将佐田的建议视为“书生之见”(木户语)。

附:丸山作乐事件
丸山作乐是肥前岛原藩士,时任外务权大丞。他对佐田白茅的征韩论很是赞同,因为屡次劝诱外务卿泽宣嘉而不成,于是自己与佐田密谋叛乱,但佐田认为不会成功,也没有答应。
于是丸山便自己去寻找“同志”,他通过心腹丹波国笹山藩士畑继世,与高知藩士冈崎恭辅、久留米藩士古松简二等人密谋“朝鲜侵攻”的计划。他们打算,首先向外国借得资金,购买军舰、兵器,招募同伙,欲在准备停当后侵略朝鲜。这个可笑而疯狂的计划没有持续多久,明治四年政府发觉了丸山等的计划,将其党羽全部逮捕。丸山本人也于三月二十二日(5.11)被拘押,四月十一日(5.29)被罢免官职。丸山的罪行是“现官の国事犯”,当时法律上还没有适用条款,因此也没有能审理的裁判所。为此,司法省设立了临时裁判所审理此案。明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1872.5.29)以“不惮朝宪,与诸藩士及草莽书生辈妄议国交之事”的理由,剥夺其士族身份、终生监禁并流放到长崎县。明治十三年一月获得特赦。

明治五年九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在釜山公馆的外务省七等出仕广津弘信,在明治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三十一日接连向外务省提交了报告书,陈述局势。报告书的大致内容有以下三点:一、朝鲜官府禁止向公馆供应生活物资,取缔了对日贸易。二、取缔理由之一为:东京的三井组借用对马商人的名义和朝鲜交易,被朝鲜方发现,朝鲜对此类“僭商”行为极为愤慨(这里说明一下,朝鲜李朝政府在对日贸易上采取限制手段,规定仅对马商人是合法的贸易对象)。三、朝鲜东莱府在公馆门前张贴告示,告示上指责日本模仿西洋的制度风俗而不以为耻,违反贸易规定,从最近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来看,日本是“无法之国”,朝鲜国内也爆发了对日的示威活动。当时的外务卿副岛种臣正出任全权特命大使出使我国,大辅寺岛宗出使英国,代理省务的最高负责人是外务少辅上野景载。上野认为广津的报告关系重大,直接向政府最高官员——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上报,请求审议。这事成为了征韩论争和明治六年政变的导火索。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外务少辅)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这时,一直担任对朝交涉具体工作的外务少录森山茂也从朝鲜归国,他热烈的鼓吹出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南记传》中这样记载他的意见:“韩国政府顽迷不灵。维新以来,屡屡凌辱我使节,拒绝我国书,不但啻之不应,今又发布无礼万千之传令书,煽动其国人,益加排斥我。而我居留民困弊之状,有不可胜言者。于今付之不问,则无知之韩民如何加害我民,未可知也。今日之策:举我居留民,自韩国撤退乎?若不然,断然以武力临韩廷,使之缔结修好条约乎?不可不二者择其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展炮舰外交,正如美国在二十三年前对日本所做的那样,在朝鲜的海岸上架设起几门大炮,强迫朝鲜开国,与己签订条约。至于这个条约是基于何种“公道公理”的,自然也不问可知。

板垣退助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主张迅速派出陆军一个大队,保护在韩日本人。阁议的整个倾向也倒向此。然而西乡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若忽然向朝鲜国派遣陆海军,保护吾臣民在彼地居留者,朝鲜之吏民见之,怀疑惧之心,必曰:‘日本国谋划呑噬朝鲜国。’由已启其端,是违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徳意,宜停止派遣陆海军,先派遣全权使节,以公理公道晓谕朝鲜国政府,使彼政府自悔悟其过。”西乡自己要求作为全权大使赴韩,去“晓谕”李朝政府。三条实美提出大使应乘坐军舰出使,并派遣护卫兵随行,并表示之前接收草梁倭馆时外务大丞花房义贞也是乘坐军舰春日,并有步兵两小队护送的。西乡对此也表示反对。

那么西乡真是要抱着道德和和平理想,去对朝鲜政府循循善诱,劝其放弃无端仇日,与之开诚布公,说明世界大势,告知在当今之世界,不开国学习西方是无法立足的吗?他的外交真的是抱着日韩友好和化干戈为玉帛的诚意的睦邻友好外交吗?他所谓的“公理公道”又是什么样的公理公道呢?

在日本,西乡是广受尊重和敬爱的人物,他的信牍文章经人仔细收集,到目前留存下来的极多。这不啻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自供状。八月十六日,他去三条的家中与其商谈,次日他给板垣的信中详细叙说了自己是如何与三条辩论的:“此时决非立即开战之时,战争应分两步走。今日之势,从国际公法追究,虽亦有可讨伐之理由,然彼尚有辩解余地,且天下人更不知底里。今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仅责其轻薄邻交,且纠正其前此之无礼,并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本此宗旨派遣使节,彼必不仅气势凌人,甚至将杀害使节。其时,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非至此地步不能了结。此事则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此固无庸申论。”

板垣对西乡通过派遣使节来获得开战借口的设想很有兴趣,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做必然要以牺牲“全权特命大使”西乡的性命为代价,对此他很难赞同。为此,之前的八月十四日,西乡写信说服板垣:“派遣小弟(西乡)之事,若在先生处(板垣)处犹豫不决,必将又拖延时日,敬希出面干预,排除异议。舍此,则断难实现开战,故用此温和之计,引彼入我彀中,必将带来开战之机。倘以余在此举中万一遇难为不妥,而生姑息之念,则于事理不合矣。吾身已十去八九,余年不多,敬祈俯允所愿。”

不必再多引材料,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不违反“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徳意”、要“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的西乡隆盛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用心和目的。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做出“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的和平外交姿态,一方面又激怒朝鲜,“引彼入我彀中”,诱使其杀害使节,将战争责任全部推卸到朝鲜一侧,使得“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不仅将如何挑起战争、如何在国际法上处于有利地位、甚至连如何挑起国内的仇韩情绪都考虑停当,这样“丝毫不抱战争之意”的“和平外交”,用日语来说还真是“前代未闻”,是可以与石勒苏益格号在1939年8月对但泽的“友好访问”并称双璧而不朽的。

西乡计划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楚,将“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而当时“思乱”的就是因特权逐步丧失而不满的士族,利用这些暴徒去实现“兴国远略”,无疑内可平息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外可从军事冒险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板垣等是否被西乡的“壮绝”而热泪盈眶,感动得不能自已,现在已经不可得知。不过由于西乡的极力坚持己见,事情向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三条实美答应在八月十七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十七日,内阁就西乡提出的派遣大使一事做出了决定,七名参议中,西乡本人没有到会,除了大木乔之外,板垣、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都表示同意,而木户则置身事外。

西乡认为决议已下,岩仓等人也不会反对,此事已铁定成功。十八日,他听到内阁通过自己的提案,极为高兴,跑到板垣家去致谢。板垣凑巧不在。西乡在次日致信板垣:“昨日拜访府上,适值外出,未能当面致谢。托先生之福,弟之心情甚为快慰,沉疴亦顿见平愈。自条公(三条实美)宅邸至先生寓所,弟乃飞奔而至,步履亦觉轻快。现无横生枝节之忧,实乃平生快事。要事既妥,弟又得潜居青山矣。”

十九日到二十三日间,三条实美向在箱根避暑的天皇上奏讨论结果。根据岩仓使节团出使之前的约定:留守政府不做出重大的变更现状的决定,若必须做出,则要和使节团联系,共同决定。此时,使节团中的岩仓、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已经预定在九月十二日回国,因而天皇决定:“派遣西乡担任使节赴朝鲜一事,宜待岩仓回国认真研究后,再行上奏。”三条回到东京向西乡传达了天皇的旨意。西乡认为此事已再无争议,因而心情愉快的准备赴朝而死,他向同乡陆军少佐别府晋介要了一支手枪(估计是自杀用的),打算在九月二十日出发。此期间他还写了一首《蒙使于朝鲜国之命》,自表心情: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若按计划,西乡到朝鲜时已经是深秋,正是红叶凋零的时候),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可见,他对如此葬身也是自我陶醉得不能自已。

然而,西乡所没有想到的“横生枝节”却发生了。八月十九日,木户从三条实美处得知了阁议的结果。他虽然一直袖手旁观,却绝非无所事事,到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阻止西乡的冒险。正如前述,木户也是一个征韩论者,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征韩之念勃勃在胸。”而且他也与西乡类似,不赞成莽撞的出兵:“虽曰征,非乱征之也,乃欲推广世界之道理也。”即要符合帝国主义列强行为准则,以所谓国际公法为掩护,将自己的侵略合法化、合理化,防止第三国出面干涉。然而,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全权副使在西方周游了近两年,木户对西方世界有了丰富而直接的了解,在赞叹列强的强势之余,他也深刻感受到日本是多么落后,维新是多么的不成熟。因而他的思想较明治初年有了很大转变,认为当以内政为主,首先加强日本自身的实力,然后再徐图外侵。十九日当天,他就开始起草一份针对朝鲜和台湾问题(即琉球漂流民事件)的意见书,反对当前对外发动战争,其中心即为:“朝鲜不愿与我交友,固应举兵伐其无礼”,但“治国之效尚未化为文明,国家之发展尚未能适应富强,有独立之名而无对立之实,正应立足与万邦对峙”。当然他并非放弃了对外侵略,而是“伏愿首先励精图治,强我国力,正我之名而后徐谋两国。期以数年之后,未为晚也”。

他写完意见书后并未立刻提出,而是四处交际应酬,寻求支持。九月三日,他去拜访了三条实美,向他倾诉自己整顿内务为先的意见。九月十三日,岩仓、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回国。反对立刻征韩的大久保、木户等人,开始以岩仓为核心,公开提出异议。三条实美和岩仓商量向朝鲜遣使之事,岩仓以木户和大久保未参加八月十七日的会议为由,当场予以否决。之后,又将大久保也提拔为参议,加强了反对征韩一派的实力。由于各种事情拖延,重新对此事展开讨论已经是十月十四日。当天参加会议的有:三条、岩仓、以及西乡、板垣、大隅、江藤、大木、后藤、大久保、副岛八名参议,木户因生病而缺席,由伊藤博文代理出席。西乡要求立即决定任命自已为赴韩大使,而另一方以大久保为首主张治理内政、积蓄国力。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西南记传》中描写当时的场面:

“当时,非征韩党的参议皆沉默不言可否,唯大久保公然吐露反对意见。而于西乡、大久保之间,有激烈论战。板垣退助说:‘此时西乡与大久保之议论感情驰走,动辄越出常理,使一座呆然,不容置喙。’大久保以改善内政为急务,反对西乡的主张。板垣和副岛乃曰:‘不应唯漫无边际侈谈内治之改善,宜预定改善的期限和程度。’大久保说:‘今有新设立内务省之计划。着手此计划期间,若得五十日的拖延,则不辞同意(指征韩)。’板垣等乃询问西乡:‘可否暂待?’西乡不听,断然曰:‘如此国家大事,虽一日不能拖延。’议不能决,因而将决议延期至次日。”

十月十五日的第二轮会议上,西乡和木户缺席,征韩一方有板垣、江藤、后藤、副岛四人,而反对方则有大久保、大木、大隈。双方的意见有如平行线一样,不可能有相交。三条实美让全体人退席,只留下岩仓一人密谈:“此乃西乡下定决心之事。军队之动静亦视此举之进展,如此,则恐驾驭之策难矣。如果军队失去驾驭,则将成不可挽救之大患。如今否决征韩论,则西乡必然辞职。西乡的进退关乎国家安危,我决定采用西乡的意见。”岩仓也怕西乡在士族和军队中的极高声望,若他有过激举动,恐怕局面要失控。因而他动摇了,同意派遣使节。事后岩仓劝慰大久保:“条公及鄙人已断然决定,除通过之外别无他法可想。昨今之评议已无可置言,诚不体面也,幸以宽宏大量待之。”

十月十七日,大久保、木户递交了辞呈,大隈和大木也追随辞职。在当日的会议上,西乡催促三条将会议议定的结果上奏天皇,请求勅裁批准。三条以岩仓和大久保缺席为理由决定延期到次日。十八日,岩仓也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三条被他们搞得心力交瘁,终于病倒,昏迷不醒。以此为转机,大久保等开始谋划翻盘,四处活动。十九日,在日记中,大久保写道:“事已至此,余亦无其他挽回之策,然有一密策。”

形势开始逆转。十月二十日,明治天皇下敕驳回了岩仓的辞职,并且要求其代理三条实美的职务:“国家多事之折柄,太政大臣得意外之病患,朕甚忧苦。汝具视代太政大臣。”由岩仓暂时代理太政大臣,这难道就是大久保所说的密计吗?

十月二十二日,西乡、板垣、副岛、后藤四人到岩仓家中,要求其上奏十五日的会议决定。岩仓说:“予与三条公意见不同,此卿等所知者。今予为太政大臣代理,不能不将予之意见亦奏上。故予欲将两说一并上奏,听待御裁可。卿等暂待敕答之降。”西乡与之激烈辩论,西乡说:“此事既由三条公内奏,已有御裁降下。今如付之再议,恐有虞圣意。对此,如何考虑?”岩仓:“即便御裁降下,余将以己意见进谏,中止派遣使节。”西乡被其激怒;“阁下之言既已至此,我等便与阁下无话可说。”然后,愤然离席。次日,西乡就递交了辞表。

十月二十三日,岩仓将十五日的决议和自己意见一并上奏,请求天皇亲自裁决。他本人的意见为:“今臣奉使复命,尚无暇详细报告,而遇内阁遣使朝鲜之决议。臣窃思之,维新迄今仅四、五年,国基未坚,政理未整,治国之具似备而告警之虞难测。今日之时犹未可轻图外事也。虽然,朝鲜国与我修邻好,于兹数百年,彼加非礼于我,我岂能默然受之?且遣使之事,业已初步决定,臣亦然之。至于派遣日期,则不可不详审缓急步骤。若彼顽固不化,不加礼于我国使节,则我不可无对策;若我无对策,有损于我国权也。且彼已显露端倪,故遣使之日即决战之时。此乃军国大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伏冀陛下深察事之本末、势之缓急,圣断之。臣具视不胜激切屏营之至。昧死上言,诚惶顿首。”天皇表示:“是国家之大事也。朕熟思之,明朝答之。”

十月二十四日,天皇以敕书的形式,告知采纳岩仓的意见:“朕自继统之始,体先帝之遗旨,誓尽保国安民之责。赖众庶同心协力,渐至全国一致之治体。于是整国体,养民力,以期永远之成功。今嘉纳汝具视之奏状,汝宜奉承朕意。”赴韩使节一事被无限期延期。同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人也提交了辞表。“征韩派”五参议的辞表被立刻受理,允许五人辞职。十月二十五日,岩仓和大久保开始重新组建内阁,将伊藤博文和胜海舟补任为参议,政府中枢进行了大换血。——这一事件即是“明治六年政变”。

明治六年政变的实质在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的对立。但其实对所谓“征韩”一事,双方并无二致,都认为必将对朝发动战争。所不同的是:西乡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必将导致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尚不是对外扩张的时机。西乡之所以急于要求遣使,是他着眼于眼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的扩张,避免第三国的干涉。——双方的矛盾点其实也就在此。

再将话题转回,西乡等人的下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天皇在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两次向近卫兵下达敕书,要求:“汝众决勿怀疑念,应一如既往,克尽职守。”并且还亲自召见篠原国干等将校,进行劝慰。然而近卫兵尤其是萨摩出身者,还是有数百人辞职。根据《明治天皇纪》记载:“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士官因此几成一空。”其中在后来西南战争中担任萨军要职的有:陆军少将桐野利秋、少将篠原国干、少佐别府晋介、少佐永山弥一郎、少佐池上四郎、少佐渊边高照、少佐贵岛清、上尉边见十郎太等人。此外,警视厅中的警官也有很多辞职回乡的。

明治政府的政策逐步削除了士族的特权,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得对政府不满的士族们拥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这让不平士族们拥有了基层和高层相结合的可能。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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